2017年，正值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國際組織成立10周年。最近，“ITER十年——回顧與展望”大會在北京舉行。
會議期間，發(fā)際線有些后退的王曉宇和頭發(fā)發(fā)白的王敏穿行在中外核聚變專家之間，風度翩翩地與大家握手寒暄，儼然已經成為了獨當一面的中國核聚變人。而他們的成長，還要從16年前說起。
2001年，時任核工業(yè)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傳紅致信國家領導人，倡議中國加入ITER計劃，并制定國家核聚變能發(fā)展計劃。當時24歲的王曉宇剛成為西南物理研究院的研究生，他聽到這個消息，心中充滿了想大干一場的豪情。
“鑒于機遇難得，我國應參加ITER計劃。”2003年1月，國務院初步同意中國加入ITER計劃談判。經過幾年艱難的談判，最終在2007年，我國正式加入該計劃。
該計劃吸引了包括中國、歐盟、印度、日本、韓國、俄羅斯和美國七方參與，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科學工程之一，也是我國第一次以全權平等伙伴身份參加的大型國際科技合作項目。
太陽能帶來光與熱，是因為它內部時刻都在進行熱核聚變反應，如果人類可以掌控這種反應，就意味著世世代代將擁有無限的、清潔的能源，ITER計劃便致力于打造“人造太陽”。
中國有一批像王曉宇一樣的年輕人先后投身于這項計劃中，他們的整個青春都演變成了劇烈的“核聚變反應”：在一次次蛻變和成長中釋放出源源不斷的能量，推動中國和世界核聚變事業(yè)的發(fā)展。
“年輕的元老”
這項多國合作的大科技項目涉及能源、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多個領域，各方博弈在所難免，談判在2004年前后步入了“膠著期”。
剛剛研究生畢業(yè)的王敏就是在這時從武漢被派到了北京ITER談判辦公室，做前期資料收集和準備等輔助工作。不久后，已經研究生畢業(yè)的王曉宇則從四川啟程，前往ITER計劃的德國聯(lián)合工作站從事技術研發(fā)工作。他們成為中國ITER家族“年輕的元老”。
在ITER計劃正式啟動前的談判階段，這兩位“小年輕”時刻都被老一輩核聚變人艱苦卓絕的努力激勵著，鞭策著。
當時霍裕平院士已年近七旬，但還在“到處飛”。2005年，霍院士去德國參與熱核聚變實驗堆選址問題的談判，王曉宇擠進去旁聽。
幾十平方米的半地下室房間里擠了三四十人，“光線昏暗、空氣渾濁，就像老電影那種場景”。王曉宇和各國的年輕工作者搬著小凳子坐在談判桌后面，看著前面的“大佬們”唇槍舌劍。
“選址”是各方博弈的重點之一。熱核聚變實驗堆所在地將獲得人力和經濟資源等方面的天然優(yōu)勢，并且不同的地址需要選擇不同的技術路線，這涉及各個參與成員將分攤到何種具體任務、爭取到怎樣的利益，因此各方代表在談判桌上“劍拔弩張”。
“霍院士一拍桌子，特別理直氣壯地跟他們說‘我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你說的，但我們的觀點是......’” 王曉宇模仿著霍裕平當時的樣子?？紤]到當時中國的科技弱勢地位和英語談判的不利環(huán)境，他壓根兒不敢想象老院士“氣勢能那么足”。這給當時只身在國外工作的王曉宇帶來了莫大的鼓舞。
“坐在談判桌前，強烈的愛國情懷自然就涌上心頭了?！蓖趺粢脖还奈柽^很多次。
談判階段另一個需要攻克的難點是“知識產權”之爭。技術超前的成員堅持盡可能少分享技術秘密，而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則希望多獲取。2006年12月在韓國召開的最后一次ITER計劃政府間談判會議上，時任科技部政策法規(guī)司法規(guī)處處長林新作為知識產權專題的中方談判主攻手進行該專題的最后一輪談判。王敏則跟隨其他談判專題組一同前往。
“早上9點開始談，林處長那組到晚上8點還沒談完！” 其他組的談判早已結束，王敏和幾個年輕人跑到“知識產權”會議室門口守著，焦急地等待談判結果。晚上8點半，門終于開了。
“門開了，我就看見林處長和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滿安婷兩位美女欣慰地笑著往外走。” 談判席上的女辯手鳳毛麟角，王敏像個小粉絲一樣激動地說：“她們那種表情你知道嗎，一看就是……成了！” 最后，知識產權談判以所有成員共享所有ITER計劃的知識產權告終。
雖然彼時，初出茅廬的王敏和王曉宇更多的是輔助和旁聽，但前輩們所展示出的愛國情懷和中國智慧總是環(huán)繞著他們，以至于這些年輕人都“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覺得“能為ITER貢獻出哪怕一丁點兒力量都是值得的”。
直到后來，他們成長成為熱核聚變領域獨當一面的能人，這種初心也不曾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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